整體而言，打壓華為是戰略級的，華為代表的是厚創新，即使華為并沒有侵害美國利益，但也由于“樹大招風”被點穴。目前，華為不僅掌握了5G的產業技術制高點，還具有強大的產業組織實施能力，中國不僅可以通過5G+產業互聯網加速走向數字經濟，還能在全球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中搶占先機。打壓抖音是戰術級的，抖音代表的是薄創新，抖音通過先進的算法與數智技術能夠精準推送數字內容于受眾，也就是國內所說的引導“輿情”。抖音在美國防疫抗疫中，難免存在一些策略性失誤，以至于引起川普拿來開刀。就戰略級打壓而言，一定是基于科技創新、產業技術、經濟發展、數字安全等方面的考量；就戰術級打壓而言，往往是基于社交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考量。

伴隨中國的大國崛起，“一超多強”的結構將逐步改變，由傳統超級大國和新興超級大國主導科技、產業、經貿、資本、安全與意識形態的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的格局將難以避免。與此同時，產業技術與經濟發展領域在技術標準、技術路線、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等方面最終出現兩個體系亦將再所難免。在此背景下，無論華為，還是抖音，將有一批國家企業在兩個體系的競合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代表國家推進國家戰略或參與全球戰略實施。

近年來，一種承擔著基礎研究、應用研發、技術轉移、創業孵化、產業化、人才集聚和科技金融等綜合性功能的新型研發機構大量涌現。根據新型研發機構所承載的主體功能不同，可將其分為以研發為主、以轉化為主及全鏈條綜合型三類。研發為主的新型研發機構，聚焦創新鏈上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發等功能，著重原始創新，發揮以研發源頭創新撬動產業發展的杠桿作用，解決特定關鍵領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技術瓶頸。轉化為主的新型研發機構，聚焦創新鏈中下游的成果轉化、創業孵化、資源對接等，其特點是創新成果轉化機制，發揮平臺渠道作用，吸引相關專業機構進入平臺，推動關鍵原創技術在產業中應用，提供各類科學技術服務，促進科技型企業的孵化與育成。全鏈條綜合型新型研發機構，則不再局限于服務科技創新活動的某個環節,而是將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融為一體，形成了從上游源頭創新到下游產業化的全產業鏈技術創新體系。

追溯其發展，國內新型研發機構起步于上世紀末，其“新型”的內涵，源自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四不像”理論，但關于什么是新型研發機構，我國很長時間內都沒有統一的界定。直到2016年，《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等政策文件均提出要發展新型研發機構，新型研發機構正式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一員。2019年9月，科技部發布的《關于促進新型研發機構發展的指導意見》首次對新型研發機構進行了統一定義：新型研發機構是聚焦科技創新需求，主要從事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研發服務，投資主體多元化、管理制度現代化、運行機制市場化、用人機制靈活的獨立法人機構。

我們認為，新型研發機構區別于傳統國立研發機構往往體現在四個方面的“新”字。一是“建設模式新”，建設主體日趨多元，除政府、高校、大院大所外，越來越多的龍頭企業、科研骨干等開始深入參與到新型研發機構的建設中，既能有效整合各類資源又能規避單一主體的制度障礙。二是“平臺功能新”，平臺功能更加多元化和集成化，新型研發機構兼具高端資源配置、新型研發及組織、技術轉移及硬科技創業四大功能，以原始創新和關鍵共性技術研究、人才培養為核心，同時集成果轉化、企業孵化和科技投資等功能于一體。三是“運行機制新”，采用市場化的運作機制，普遍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投管分離，獨立運作，在科研立項、人事管理、績效激勵等方面更加靈活。四是“支持方式新”，政府財政資金不再以各種專項名義規定使用領域下達，而是可整體下撥，由新型研發機構自主使用并與其服務企業的績效直接掛鉤，既發揮了財政資金的產業扶持、政策引導作用，又有效利用了市場機制。

簡而言之，新型研發機構就是具有新研發屬性的技術源頭與產業創新平臺。一般具有如下特點：一是立足共性技術研發使前端與后端相貫通，不僅是前中后端的貫通，還是從后端往前延伸，做反向資源配置的逆向創新；二是立足研發跳出研發，將產業技術源頭、創業企業源頭、產業人才源頭、科技服務源頭等有機結合；三是既不是從科研到產業的中介，也不是單邊的技術供給，而站在產業發展高度成為產業創新服務平臺，成為重要的產業組織者；四是不僅僅是政府在解決市場失靈與培育市場，還是大企業或平臺型企業將成為承擔產業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創新的重要依托力量。

再以美國打壓華為和抖音為例。對于華為的打壓，不僅將華為及其在全球幾十家附屬公司（研究院）列入“實體清單”，還借助“長臂管轄”限制利用美國技術超過一定比例的供應商為華為供貨，還迫使諸多國家或地區與華為不合作、或在一定時期內拆除華為的相應設備。而對于抖音海外版的打壓，直接限期要求抖音要么關閉在美業務、要么轉讓，此后略有有限的善意表達。無論是對于華為的打壓，還是對于抖音的打壓，在企業、行業、國家等層面分別會產生不同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影響。以華為為例，短期內華為的高端手機將成為絕版、海外市場受挫，使得華為業務發展受到重要挫折；將進一步倒逼華為走向全產業鏈模式，諸多行業的垂直分工模式將難以為繼；也使得國內很多行業更加重視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從“貿工技”走向“技工貿”。

如今，對于應對美國的科技霸權，我們不僅需要有應有的反思，還需要有必要的戰略考量。這種反思，一方面是我們對于基礎研究、產業基礎能力、產業組織能力的反思，不僅要更加重視基礎教育與基礎研究，還要通過硬核技術創新提升產業基礎能力，更要通過上中下游的協同聯動發展提高產業組織能力。另一方面，一個令人尊敬的、影響世界的偉大企業，一定是更具有適應性、友好性的公司，可以參與國家利益和國家意志。這種考量，就是在全球產業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領域，由中美主導的兩個體系是難免的，但這不意味著兩個體系的對抗或者脫鉤，而是需要找到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共處發展之路。尤其是在制造業領域，中國更需要尊重由美國主導的技術標準和游戲規則，但也完全可以在新經濟領域搶占產業技術制高點、產業發展主導權，建立由中國主導的游戲規則和技術標準。并且當美國越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越需要更加開放，學習和借鑒一切優秀成果為己所用。對于不同的挑釁，在國家層面并非是“一對一”的“硬碰硬”，更需要強調戰略性、未來性，保持戰略定力，以發展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必過于在策略與戰術上一一回應。

一是在源頭上是否契合產業、根植產業、引領產業。也就是說，你所引進的機構、搭建的平臺，是否是與地方的產業需求相契合，是否是圍繞哪些主導產業、特色產業聚合哪些創新資源及產業要素、搭建哪些平臺，尤其是能否引領哪些產業發展。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為了引進而引進，為了國家級而國家級。只有立足本地產業基礎，才能逐步形成更加垂直、更加鮮明的產業生態，才能夠讓平臺載體扎根、進而發酵。只有站在產業技術發展前沿，才能引領產業發展，而不僅僅是支撐產業發展。

二是在靈魂上是否有具有企業家精神、戰略科學家視野的領軍型產業組織者。確定了引進什么樣的機構、搭建什么樣的平臺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由一個什么樣的人去牽頭做。這種人一般不是半路出家的、招搖撞騙的、想來當官的、書呆子類型的，而是能夠站在產業發展高度，能夠準確把握產業發展方向及趨勢，能夠充分調動、配置各方面政策資源、創新資源、產業資源、服務資源的，用做產業的方式做事業、做事業的方式做產業的行業領袖。

三是在制度上如何實現人的價值驅動。核心是與這個產業組織者及其團隊的激勵機制、保障機制、發展機制等方面相應的制度安排。沒有好的制度，擁有再好的產業組織者及創新團隊，也都不會長久。這其中，很多事業單位一般都搞不好這些平臺載體，主要原因是不但難以出現產業組織者人才，還難以形成足夠的、必要的制度安排。

四是在政策上如何有所為有所不為。核心是哪些該支持，哪些不該支持；在不同發展階段都該不該支持、該如何支持、支持多少等等。很多時候，陷入該支持的不支持，不該支持的支持。而應該是，純公共產品屬性的加大支持強度，準公共產品屬性的優先支持，類公共產品屬性的或市場化的引導足以。前期多支持，中期逐步減少，未來要形成自生的造血機制。

一是身份是法定機構而非臨時機構。1973年臺灣頒布了《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條例》，成立了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定位于非盈利型、任務導向的產業技術應用研究機構，職能是研究開發產業技術、向企業進行技術轉移。臺灣當局提供充足而穩定的經費支持，而在專業方向制定、研究活動開展以及經營策略上，工研院則自主管理和運作；研究開發重點是實用技術，重點圍繞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和市場化進行應用性研究開發，向企業提供技術轉移和各項工業技術服務。新型研發機構的理想狀態是社團法人，而非一般的民辦非企業、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當然，伴隨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與產業大破大立，如今的新型研發機構越來越需要與基礎研究相結合。

二是政府“輸血”與產業“造血”相結合。工研院作為財團法人，工研院創辦資金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捐助，主要收入來源于合同研究開發和技術服務。開辦初期政府提供充足而穩定的經費補貼，如1973～1983年政府補貼占其費用支出的60%；之后工研院的主要經費來源于研究開發項目經費和技術服務經費，實現沒有政府補貼情況下的收支平衡。在產業技術創新、服務與供給過程中，工研院往往與企業建立聯盟，研發項目大都與企業合作進行，政府資助一般不超過該項目預算支出的50%。

三是技術跟著人走而非跟著資本走。工研院實行技術與人員向企業整體轉移和人才流動機制，基本形成研發、儲備、流轉相結合的發展結構。在向企業轉讓技術成果或將成熟技術推向社會興辦企業時，往往是技術和人員整體向企業轉移，流動率在12～30％，同時不斷從大學和留學人員中吸納新人，形成“一批人雙向流轉、一批人研發創新、一批人儲備培養”的機制。

四是企業家市場驅動而非科學家興趣驅動。最高決策機構是董事會，其董事長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任，其余董事包括學術界名人、尤其是重量級的產業界人士。在此結構下，根據產業需求的變化確定研發創新方向，轉變策略和措施。

五是重視產業研究而非單純地技術預測。工研院基于深入的產業研究，不僅把準和吸引了產業領軍人物，還為后續的知識產權布局提供了基礎，為后續的產業布局提供了前提。在項目選擇機制上，將產業需求與前瞻性研究的結合，調查企業實際情況、邀請產業界及學界專家參與評審，或者以業界參與合作的方式確保符合產業需求。

六是強調技術整體擴散而非單一技術轉移。工研院進行的大都是前瞻性和共性技術研究開發，開發成功以后再通過各種方式向企業轉移，強調集中引進和研究開發技術，向產業界轉移和擴散。如技術轉移（1是針對個別企業的技術合作與技術服務，2是針對多家企業的共性技術研發，是前瞻性技術研究）、成立衍生公司、孵化創新企業（成立了育成中心和投資公司，提供場地和部分初始投資，通常將一部分股權或捐贈作為對工研院的回報）。

七是開放式創新而非封閉式創新。工研院研發注重與學術界、產業界錯位進行，技術研發機制主要包括自行研發、技術引進，以及與產業界、學界合作研究等多種形式。基礎研究主要由學術界來承擔，生產技術及配合銷售則盡量由產業界完成，工研院則關注前瞻性和共性應用技術的研發。但是，它與學術界、產業界又是緊密合作的。

八是知識產權與激勵機制明晰。工研院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以促進技術向企業轉移和產業化為目標，在既尊重自身的知識產權，也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基礎上，確定知識產權的歸屬和轉移辦法。工研院員工的發明、創作、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歸工研院所有或可以優先實施及使用；工研院委托或接受委托，以及與他人合作研發技術項目時，其知識產權的歸屬依合同約定。每年都舉辦年度科技大獎，加強前瞻研究獎勵、創新應用研究獎勵、強化智權獎勵、柳蔭獎等；凡專利商業化且授權成功者，研發人員每一年都可分得高達25%的授權金。

美國的“全國制造業創新研究網絡”主要面向企業、大學、社會，提出由聯邦政府出資10億美元，在10年內創建15個（后增加預算增至45個）制造業創新研究所（IMI）。IMI是以德國弗勞恩霍夫研究所為藍本，美國將建立15個獨特的研究所作為區域制造業創新中心。每個創新制造研究所將由一個非盈利性組織獨立運行，組成公私伙伴關系，旨在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促進產業界、大學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投資。其活動包括應用研究和示范項目，以減少商業化新技術的成本和風險。其目標是開發、展示和商業化國內生產的新產品和新工藝，以及為提升國內制造能力培訓各種技能水平的制造業工人。

IMI的合作伙伴包括企業、大學、科技實驗室、非營利組織、聯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等。原則上，每個制造業創新研究所得到聯邦政府資助7000萬美元以上，非聯邦政府及其他機構以大于1：1的比率提供配套資金。在初期，以聯邦政府資金投入為主，兩三年后逐漸減少，研究所的私人部門資金增多；5至7年創新研究所通過會員費、收費服務、合同研究、產品試制等方式獲得收入，逐步實現自負盈虧。每個制造業創新研究所成立一個獨立的董事會，核心企業、高校等領導人擔任董事會成員。董事長往往由關鍵企業領導人擔任，負責研究所的運營，是一個區域制造業創新中心。其研發推廣活動集中于某一種前沿性技術或流程，注重技術優勢與產業優勢的無縫對接，建立一個產業集群，共享關鍵設備和基礎設施，并進行職業培訓和提高員工技能。

從以上的案例中，我們能夠進一步看到，IMI成功的關鍵因素有這么幾點：一是非盈利的機構性質，不僅有利于政府予以財政資助，還有利于確保機構在產業中的獨立性及公信力；二是以應用研究、產業化示范為主間或人才培養、社會投資等的功能定位，不僅能夠打破創新鏈上最薄弱的一環，還能向產業輸送最關鍵的創新資源——人才；三是企業化的組織運行方式，更加符合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更有利于創新資源的高效循環及配置；四是前期政府為主以后逐步減少的投入機制，不但符合公共財政培育市場的宗旨和規律，也符合現代科研、創新機構的發展規律；五是自我造血的發展機制，這證明了一點，一個一直需要政府輸血的創新平臺都是偽命題。

目前，我國三大類別的新型研發機構已分別涌現出一批建設成效顯著的典型代表。研發為主的新研機構致力于前沿科學領域的原始創新和關鍵共性技術研究，實現前沿技術突破性進展和自主創新能力跨越式提升，如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轉化為主的新研機構專注于推動原始創新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實現從“創新”到“創造”的轉化，如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全鏈條綜合型新研機構集科研、產業和資本于一體，在實現重大技術突破的同時培育出一批優秀的創新型技術和企業，如武漢新能源研究院。特別是浙江的之江實驗室、良渚實驗室、西湖實驗室、湖畔實驗室，圍繞當前浙江省大力推進的“互聯網+”、生命健康等產業領域開展基礎研究和顛覆性技術創新，實現了多項前沿技術突破，形成了以浙江發展需求為導向的新研發體系。同時，龍頭企業、科學家等主體逐步成為建設新型研發機構重要力量，如湖畔實驗室由阿里巴巴達摩院牽頭建設，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由從杜克大學、牛津大學歸國的5位博士創立。

表：我國近年來涌現的典型新型研發機構

一是在發展機制上，處理好政府、市場、產業、企業以及機構之間的關系，核心是從政府“輸血”到產業“造血”。重點圍繞哪些是政府解決市場失靈、哪些是政府培育市場、哪些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哪些由產業群體突圍、哪些由龍頭企業重點突破、哪些由院所主導，建立完善“產業導向、市場牽引、政府引導、企業主體、院所支撐、機構加持”的發展結構與發展機制。從技術生命周期上來看，政府重點加強對產業技術中前端（基礎研究、共性技術、中試加速）的支持，中后端（商業應用、轉移轉化、產業化）更多地需要交由產業企業和市場，產業企業與高校院所需要有更多的股權紐帶、商業關系與生態關系。前期政府加大投入支持，中期實現財政資本、產業資本與社會資本平衡，后期以自生發展為主。

二是在功能定位上，處理好智力資本開發、技術研發源頭、科技創業原點、資本杠桿作用、科技服務集成、產業組織促進之間的關系，核心是從“單打一”到“組合拳”。一般而言，新型研發機構具有“有人才集聚、有技術源頭、有創業流量、有產業組織、有科技金融、有科技服務”等特征，也就是以人才培養與流轉為基石，將研發創新、科創孵化、成果轉化、科技金融、服務集成、產業組織等功能有機結合。具體而言，強化技術研發與技術熟化、創業孵化與產業育成、成果轉化與人才流轉、科技金融與科技服務等功能，促進硬科技研發與高科技創業相結合、產業資本與財政資本相結合、企業家與科學家工程師相結合、新興產業組織與科技服務集成相結合。

三是在運行機制上，處理好市場化運作、企業化運作、事業化運作的關系，核心是在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以及市場化產品之間尋找平衡點。無論是以往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四自”原則，還是近年來無級別、無經費、無編制的“三無”單位，抑或“不完全像大學、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業，還不完全像事業單位”的“四不像”單位都是很好的嘗試與實踐，但并不意味著對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一刀切”。某種意義上，新型研發機構需要時不同屬性板塊的綜合體，不排除在整體上堅持市場化運作、企業化運作的同時，在局部堅持事業化運作。尤其對于基礎研究或者是人才吸引力薄弱地區，采用“一家兩制”是需要的。一般而言，在純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可在局部實施事業化運作；在準公共產品以及成熟產品供給方面，堅持企業化運作、市場換運作機制。

四是在管理界面上，重點處理好外部監管、院所治理、項目管理間的關系，核心是從“管控”到“治理”。這三大界面，核心是主管部門與機構之間的外部監管關系、機構本身的院所治理以及項目管理的關系。從外部監管而言，往往是投入結構決定治理結構、產業導向決定資源配置、考核機制決定目標管理、機構屬性決定監管模式。從院所治理層面來看，更多涉及到決策機制、咨詢機制、管理機制、執行機制、組織結構等。一般而言，是堅持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賦之以專家委員會，以及行業院所條件平臺（以研發創新及產業化為主的中臺）+產業創新服務平臺（以產業組織與科技服務集成為主的前臺）+支援部門的結構（以產業研究與職能管理為主的后臺）。從項目管理側重于微觀管理，包括選題機制、研發機制、分配機制、激勵機制、轉化機制、盈利機制等。

五是在創新鏈條上，處理好產業化、轉移轉化、中試育孵、應用研究、基礎研究之間的關系，核心是從中端向前端、后端延伸。不僅需要在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商業應用研究、商品開發、工藝開發、產業化基本覆蓋的基礎上，需要結合自身情況突出重點和特色；還需要從正向的鏈式創新，到反向資源配置的逆向創新，再到垂直型的創業式創新。如以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要從事基礎性和應用基礎性技術研發；國家工程實驗室為整個產業發展提供關鍵、基礎共性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將科研成果轉化為適合規模生產需要的共性技術；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偏向促進產業共性技術的工程化、產業化。新型研發機構更多地在以往共性技術研發組織向前端和后端衍生，實現技術創新前端、終端、后端的貫通。對于很多地方而言，新型研發機構一定是立足制造根基、面向產業技術、搶占科技前沿，實現前中后端的貫通，盡管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做法，最終用“四尖經濟”（針尖產業、尖端科技、拔尖人才、頂尖平臺）帶動“四新經濟”（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的發展。

六是在主攻方向上，處理好“根技術、干技術、莖技術”之間的關系，對于不同技術提供不同的資源配置與服務供給。如果將根技術、干技術、莖技術，基本等同于前端的基礎研究與基礎共性技術、中端的關鍵共性技術與瓶頸技術、后端的一般共性技術與工程技術，那么前端投入以政府和買單為主，中端投入以政府和行業投入和買單為主，后端投入以企業投入和買單為主。作為新型研發機構，在成果轉移轉化及產業化過程中，輸出的方式方法亦不相同。

一是優化頂層設計。它的運作主體應該是一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乃至法定權限的社會企業或社團法人，而非政府機構、事業單位或者完全的盈利性企業。堅持政府引導的企業化運作機制，當然在局部可以“一家三制”，用商業手段解決創新市場失靈的問題，做一個非盈利卻能夠盈利的社會企業，而不是政府的吸血蟲。它不是政府的、高校院所的、事業單位的本身或者延伸，而是一個能夠為行業提供共性技術、公共服務的社會機構。這期中，制度設計是根上的問題。如果是事業單位，大家都愿意當研究員、當所長、當院士、拿諾貝爾獎；如果是企業，大家都愿意成為產業技術領軍人物、科技首富；如果是民辦非企業，則不清楚最終要成為什么，反正一開始就“四不像”。臺灣工研院是財團法人，但大陸沒有這種制度安排；北京搞了很多民辦非企業，目前看來很難搞下去；深圳搞了很多事業單位，做的最好的目前要改制沒人敢批準也不做聲；而南京居然堅持按企業法人走，上來就要解決產權問題。需要在三個層面實現“一家多制”：一是在實驗室層面，實現所有權與運營權分離、建管分離，主要是實驗室資產經營公司與實驗室管理運營公司分離。二是在下設研究所或實驗室層面，偏基礎研究、沒人愿意做的可以國有公營；對于中間投入大的、但具有產業前景的國有民營，還有一種完全是民有民營。三是在項目層面，在立項環節就處理好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的分離。在這種結構下，在治理層面自認形成出相應的決策機制、監督機制、執行機制。此外，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生態，而不受哪個企業、哪個機構、哪個利益集團所左右，而是對整個行業發展負責，并且在空間上專業集聚、生態扎堆。

二是明確功能定位。作為產業創新服務平臺，盡管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又不是手腳太長的。一般而言，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創業孵化、技術服務、人才集聚、科技金融等是需要的，而后端的產業化一般較少。目前，很多地方往往是結合不同的行業特點、區域實際，具有不同的內涵、功能及其表現形式。但無一例外的是將產業鏈、創新鏈、資本連、服務鏈有機結合、互聯互通，從產業生態到創新生態中來，再從創新生態到產業生態中去。這要求，該組織的操盤手是一個具有戰略科學家視野與企業家精神的產業組織者。進入大科學時代，具有超然洞見力、號召力、影響力的戰略科學家是需要的，能夠無中生有和有中生無的企業家精神是需要的，關鍵在于產業組織能力。

三是搭建新型平臺。在以往開放實驗室、行業技術創新平臺、技術熟化中心、投融資平臺、創業孵化平臺、中試基地等基礎上，加強概念驗證實驗室、場景模擬實驗室、眾包研發平臺、跨國技術轉移平臺、離岸創業孵化平臺等新平臺搭建。

四是優化運行機制。這個運行機制，主要包括發展機制、決策機制、投入機制、激勵機制、技術轉移機制等方面。在發展機制上，一般是強調開放合作，主要是政、產、學、研、金、介、用多方共建，越開放越創新，越創新越開放。這其中，政府不要覺得給予財政支持了，有點不舍得、不甘心、不放心的感覺，而用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去做。在決策機制上，一般包括治理層面的和項目層面的，核心是董事會/理事會與管理層、不同部門、項目層縱向的領導、決策、管理、執行等方面的關系。一旦是政府機構、事業單位或者國有企業式的運作機制，這個創新平臺的宿命往往是越往后搞得越庸俗化發展、沒有生機和活力。在投入機制上，主要是各創新主體怎么投、投多少，尤其是政府機構在不同發展階段發揮不同的作用、投入多少。無論是上述美國制造業創新中心的，以及大家所了解的臺灣工研院所接受的外部環境，就是很高的借鑒。在激勵機制上，主要包括對管理層、項目層在管理、科研經費、成果轉化、產業化等方面的激勵，有些是政策層面的問題，有些是體制機制的問題。美國在這方面，主要是針對科研、創新人員利用財政資金研發創新所產生的知識產權、技術成果的各類產權的相應制度安排，已經非常成熟了，國內目前也在逐步試點和放開。在盈利機制上，核心問題到底是靠財政資助、橫向課題收支、成果轉化、社會資本等方式，還是其他的形式、有何主次。從目前成功的案例來看，這些雖然都是需要的形式或方式，但在發展時序、發展階段上各有側重。再就是技術轉移機制，到底是成果轉移轉化、專利技術交易、技術服務、專利技術作價入股、還是科研人員獨立創業等。最直接的當屬科技人員創業，在研發和產業化愈發難以隔離的今天，“技術跟著人走”已成為技術轉移最大的、最需要、最有可能成功的實現形式。

五是優化創新策略。對于很多地方而言，局部搶位領跑依靠的是科技創新，主體站位并跑依靠的是產業創新，優勢補位跟跑依靠的是產品創新。在基礎研究、產業技術創新、創業等等都是需要去試錯的，但不能試無畏、無限的錯。關鍵在于產業組織創新，也就是說不要用線性的思維，把科學家變成創業者，再變成企業家。而是通過產業組織把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投資人等組合在一起，有些試錯和彎路是不可避免的，有些試錯或彎路是沒有多大意義和必要的。我們需要通過全新的組織方式，促進質優創新資源與產業要素結合，促進研發生態、創業生態、服務生態、產業生態有機結合，系統性地降低研發創新、創業創新產業創新風險。在整個創新過程中，如果沒有企業家的參與，以及企業家的偏執特質、認準了就干的創業者氣質以及企業家創新精神、產業組織者組織能力，科技創新將是“窩里橫”的閉門造車。

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一方面，需要增強原始創新能力，強化基礎理論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搶占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快推進研發、孵化、轉化、產業化一體化建設，推動市場、企業、政府在創新過程中的良性互動，促進創新鏈、資金鏈、產業鏈深度融合。被稱為“四不像”的新型研發機構，作為一種新的研發組織形式，憑借市場化的管理和運行機制、專業化的研發和服務體系，已成為新經濟時代引領新研發、促進硬科技創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將在原創技術成果從知識到論文，到專利，到產品，再到市場的整個過程中起到關鍵的融合和承接作用。新型研發機構之所以“四不像”、之所以與眾不同、之所以備受追捧，在于跨界、在于綜合、在于超邊際，核心是借助想象力、洞見力、創造力、行動力系統升維和創新迭代。

——想象力。想象力基于一定靈感的悟性。按照禪宗的邏輯，人的悟性從漸悟、頓悟，最后到神通?！皾u悟”是指經過內心空靈狀態下，長時間思考而領悟；“頓悟”是指對于一件事物或道理，因為某種因素或緣由而醍醐灌頂、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神通是悟的結果，自由、自覺、自在。無論是新新研發機構里的科研原型、商業想法，以及科研計劃、商業計劃，還是概念驗證、技術驗證等等，這些近似“修禪”的目的就是突破迷妄，使隱藏的活力得以自由地展開，讓內心一切創造的動力得以自由的發揮。正如蘋果前CEO喬布斯，他以為很多富有洞見、創見的產品，其靈感來自于禪宗的影響，盡管他的激情讓他很難實現真正的涅槃。新科技高度唯有插上新文化底蘊的翅膀，才能產生新經濟的活力。

——洞見力。最具洞見力的五類人物分別是變革創業者、戰略咨詢師、戰略科學家、天使投資人、社會企業家。這其中，對于變革創業者，能夠根植商業實踐與創業切入，洞察市場機會、行業機遇之所在；對于戰略咨詢師，能夠根植咨詢實踐，把握產業演進之勢、創業之道、企業成功之律；對于戰略科學家，能夠根植科學研究，對技術未來發展具有超前的預見能力；對于天使投資人，能夠根植投資實踐，對未來行業、市場發展趨勢具有敏銳的判斷力；對于社會企業家，能夠超越商業利益，能夠更叫超脫地看到未來市場與新經濟發展空間。這些人則是新型研發機構所需要的鏈接的。

——創造力。在生態觀條件下，各類創新主體、資源要素都積蓄著不同的能量，一旦越過發展的“奇點”，產業就會呈現出非線性特征的爆發式增長，新商業模式、新業態、新物種不斷涌現。創造力來源于獨立的懷疑精神、多維跨界的視角、科學嚴謹的邏輯、豐富深刻的視角、外修內鏈的踐行。新型研發機構需要將東方式的形象思維、系統思維、直覺思維、螺旋思維、模糊思維以及整體方法論主義，與西方式的抽象思維、分析思維、邏輯思維、直線思維、實證思維以及個體方法論主義相結合，不斷提升創業創新人才、產業組織人才以及戰略科學家的創造力。

——行動力。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不是通過理論得理論、通過文獻得文獻、通過論文得職稱，而是更具實踐與體驗，尋找理性上與行動上的支持，心動即行、認準了就做。所有的新型研發機構，需要更加強調無中生有、有破有立、心動即行的創新精神，志存高遠、獨立人格、知行合一的品質品格，最終在研發創新、創業實踐、產業化一體中“改變世界”。